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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

重点新闻

学校组织参加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并动员部署推进新学期工作开局起步

2月21日下午,陕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召开2024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领导关于教育工作的批示要求、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23年全省教育系统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绩,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安排部署2024年重点工作。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建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王树声作工作报告。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二级党组织书记、学院院长在雁塔校区视频会场参加了会议。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后,学校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四年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全省深化“三个年”活动暨招商引资推进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校党委书记孙国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是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至关重要的一年。要结合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全国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谋划年度重点工作和思路,以更实的举措、更大的力度抓好落实。 会议强调,要迅速从“假期模式”转换为“工作状态”,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姿态,干出新气象、干出好局面。要以“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和过细的工作确保“万无一失”,用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措施、铁的担当开展各类整改整治工作,做到大起底、大清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守住安全稳定工作底线。要保持战略清醒,坚定信心、勠力同心,振奋龙马精神,以龙腾虎跃、鱼跃龙门的干劲闯劲,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取得新的突破。 (供稿:党政办公室 撰稿:张金忠 审核:蒋国纲)

综合新闻

我校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深化民事执行司法实践与法学研究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近日,我校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司法实践与法学研究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首次座谈交流会在长安校区诚意楼举行。校党委副书记张军政、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工作局局长杨成哲参加活动并代表双方签约。 座谈会上,张军政对杨成哲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就学校的发展历程、学科优势、对外合作等作了简要介绍。他表示,此次合作充分体现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学校工作的高度重视,双方在共建“民事强制执行(联合)研究中心”、开展执行法治人才培养、撰写执行工作年度观察、建设“民事强制执行教育培训基地”等方面提出的具体举措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双方以此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将有效加强法院与高校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学校教学、科研与司法实践之间的相互促进。 杨成哲介绍了市中院在院党组的带领下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特别是以“六个院建设”为目标和以“1863工作法”为抓手,在提升执行质效、执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形成的实践成果。他表示,要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资源,深化院校交流合作,构建全方位、多维度合作关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的具体举措,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培养更多的德才兼备、德法兼修、理论实务兼优的复合型高素质法治人才,打造法学理论研究与执行司法实践成果产出新高地。 张军政和杨成哲代表校地双方签署了《民事执行司法实践与法学研究合作框架协议书》。双方还围绕合作协议的落地落实,联合研究中的重点难点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今后,双方将本着“互补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聚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确定重点和难点任务,以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的特色性的制度、机制和方法为抓手,共享优质资源,共同探索法学应用型人才多元化立体培养模式,促进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的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供稿:民商法学院 撰稿:百晓锋 审核:朱茂)

校园动态

我校侨联开展侨胞春节前走访慰问活动

春节慰问归侨侨眷是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中国侨联“十一代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各级侨联组织的优良传统。龙年春节来临之际,我校侨联主席、商学院院长李晓宁教授,校党委统战部副部长马玲一行深入我校雁塔校区、长安校区归侨(归国留学人员)代表办公室、家中,为他们送去新春问候和美好祝愿,同大家就学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教师发展等进行了广泛交流。 各位归侨(归国留学人员)对学校的发展给予了极大关注,一致认为全校教职员工群策群力、奋发有为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建议校侨联组织开展社会考察调研、校际交流合作、校内互学互鉴活动,为我校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大家对各级组织的关怀纷纷表示感谢,坚定支持学校高质量发展战略,全力支持校侨联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学校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紧密联系侨界群众,深入了解归侨侨眷所想所盼,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国内工作生活,能够不断激发侨界精神力量,做到党有号召、侨有行动,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在奋进新征程中展现侨界新作为。 (供稿:统战部 撰稿:李晓宁 审核:桑元峰)

学术频道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举办“文明互鉴视野下西方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近日,“文明互鉴视野下西方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2023陕西省外国哲学专业委员会年会在我校雁塔校区召开。本次会议由陕西省外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我校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承办。我校资深教授赵馥洁先生、陕西省外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金延教授在开幕式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山小琪主持。 研讨会围绕“文明互鉴视野下西方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热烈交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张蓬教授、我校张周志教授、西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学广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宋宽锋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石福祁教授等11位专家学者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 来自陕西省委党校、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宝鸡文理学院、咸阳师范学院、渭南师范学院等单位和我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 (供稿: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撰稿:曹博涵 审核:寇汉军)

媒体报道

【法律文化】 李伟弟: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202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颁布后人格权司法保护典型民事案例。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上述举措均是我国保障人权法治实践的生动体现,客观反映了人民法院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和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显著特色。回溯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权法治实践的历程,争取人权、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作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生动阐释,也是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中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法治实践即遵循着这一主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中国法治建设的有效融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权法治实践的深厚底蕴。 随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基础不断巩固,加强法治建设对于强化政治认同、凝聚民族共识、维护社会秩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法治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案例,例如“黄克功枪杀刘茜案”“李延德、白占山等学疗人命案”“李森洁盗窃案”“侯丁卯与侯张氏婚姻涉讼案”“冯秀山与冯崇明土地所有权涉讼案”等,涉及人权的不同类型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起草出台了大量关涉人权的法律、判例、政策等规范性文件,依法保障人权成为法治实践的显著特征。 1939年4月中国共产党颁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下简称《施政纲领》)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宪法性文件。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第十三条提出“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这一法律规定为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提供了法理依据,也为破解“历史兴亡周期率”提供了基本的法治依循。在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同时,《施政纲领》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先进性还体现在其规制范围进一步延展到关于男女、长幼、干群等方面的平等性上。 1941年5月颁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下简称《纲领》)充分继承了1939年《施政纲领》的精神内核,在主体属性、行使范围以及保障机制方面对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进行了规范,提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并且明确规定了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在司法制度方面,坚决废止肉刑,强调司法审判重证据而不重口供。从法治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些权利表征着中国法治接轨“现代化”的特点,是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刑法“重刑主义”这一倾向的转变。同年11月,由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次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一部关于保护人权的专门条例,其立法目的即为“以保障边区人民之人权财权,不受非法之侵害”,强调“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为切实保障人民上述权利与自由,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对证据提取、审讯时效、司法管辖权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尤其是对处罚权归属于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了确认,并明令“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处罚,但现行犯不在此例”。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法律规定中对权利主体、权利范围、法定程序等方面的界定逐步具体化、规范化,充分保障了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于人权的普遍享有、依法享有,这一法治实践既有助于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维护人权方面的先进性和法治化等特点。 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实施执行的《陕甘宁边区刑法总、分则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在开篇说明中,确立了“以教育感化为主,使受刑人能在受刑期内,得到适当教育,转恶习化为社会上善良分子”作为陕甘宁边区刑法的立法目的。在《刑法总则草案》中,第一条明示“刑事政策以教育感化为主,不采威吓报复与毁损人格及痛苦身体诸手段”,进而在第三条确定了“政治教育”“生活教育”“文化教育”“治疗教育”等主要教育方法。这一刑法设置立意的转变带有保障人权的鲜明印记,作为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纠偏”,这一时期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既要摒弃旧封建时代的法治观念,又要突破此时中国法律整体发展的水平层次,为引领中华民族的人权意识独立和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6年4月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以下简称《宪法原则》)对于人权的内涵作了基本界定。人民的主要权利包括具有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并应得到政府在思想层面引导和物质层面帮助的权利,“免于经济上偏估与贫困的权利”“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权利”“武装自卫的权利”“不分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妇女在享有与男子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还依法享有特殊利益等诸多方面。这些权利指明了陕甘宁边区人权的主要涵盖范围,并作为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权法治实践的重要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中得到继承和完善。在确保人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对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也得到了确立,为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实践提供了坚实保障。同年10月,在《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自治宪法草案(修正稿)》(以下简称《宪法草案(修正稿)》)中,专门在“总纲”之后的第二章中规定了“人民之权利义务”,从十三个方面对于人权进行了系统规定,既承袭了前文所述《条例》《宪法原则》中所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人权范围中增补了“有获得土地之权利”“有获得工作之权利”“享有一切正当营业之自由”“有服公职之权利”,以及获得社会救济和政府救济等多方面内容。在第十六条中,明确要求“本宪法所列举及未列举之人民自由权利,均受宪法之保障,不得以法律或命令侵犯之。”“凡侵犯人民自由与权利者,受法律之制裁。”从宪法角度对于陕甘宁边区人权保护作出说明,与陕甘宁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形成呼应,既充分体现出“人权需要得到法律确认和保障”的基本原则,也表明了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人权的内涵与要求需要转变的客观要求。 结合以上主要法律文本来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凸显出以下主要特点: 注重人权的现实性和普遍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把人权中的“人”界定为“现实中的人”,这一观点有别于资产阶级将“人”异化为“孤立的、抽象的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现实性和具体化等特质。从《施政纲领》到《纲领》,进而推进至《条例》《宪法原则》等法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在法律保障人权的范围上,从政治、经济逐步拓展至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人权内涵逐步由人民的生存权向发展权递进;在法律主体上,既由早期的“集体性”人权逐步向“个体性”人权发展,又将革命人民的人权向一切抗日群体的人权逐步拓展;在法律目的上,从以惩戒威吓向教育感化转变;在法律审判、实施、处罚等程序上也进一步进行调整完善,不断保障和发展人权。在具体部门法律中更加鲜明地表明了这一趋势,如1942年12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对于“减租”“交租”“租佃契约及佃权”以及各类特殊情况下的租佃关系均进行了详细说明,切实保障了生产双方的经济利益。同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刑法总、分则草案》的“分则”中第二章对于“妨害私人利益之罪”进行了细致分类,主要包括了“妨害个人生命罪”“妨害私人身体罪”“妨害私人自由罪”“妨害家庭安宁罪”“妨害私人名誉罪”“妨害私人信用罪”“妨害秘密罪”“妨害私人财物罪”等主要内容,法律法规逐步向精细化、细致化方向发展,保障人权的总体趋向在于不断满足陕甘宁边区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 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既承担有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任务,同时也具有加强党建与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陕甘宁边区长期处在经济贫困、社会治理薄弱的状态,在广大农村还残留着相当程度的封建残余思想,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区域的政治统治不仅要实现陕甘宁边区的人身解放,更具有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的功能。在这一时期的法治实践即可明显看出“法律现代化”与“人权现代化”的进步趋势。仅以婚姻关系为例,1939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即确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等基本要求,并对“结婚”“离婚”“婚姻与子女及财产之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此后,陆续出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严禁买卖婚姻的具体办法的命令》(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二次修正草案》(1942年12月)、《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4年3月)等相关法律均对保障婚姻自主权、人身自由权等予以规范,对于保障长期受压迫的女性权利和妇女解放起到极大促进作用。同时,为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尤其是杜绝和惩戒违法乱纪行为,除在上述相关法律中专门提出规范司法审讯程序、发挥人民民主监督等要求外,专门出台了管制公务人员、改进工作作风的相关法律规约,如1939年4月出台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对贪污行为及其处置进行了规定;1943年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要求“尊重人民权利绝对禁止非法捕人、罚款、打人、骂人行为”;同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首条即强调,“忠实施政纲领,贯彻法令、决议”。 因此,这一时期的法治实践有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双重作用,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局部执政转变,进而为建立新中国实现全面执政进行探索的重要形式,对于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党的建设与自我革命提供了路径。 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效统合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巩固政权的基本举措,既是保证陕甘宁边区社会稳定的现实要求,也有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革命长期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对此,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效统合起来,在宏观制度层面,通过宪法性文件对“三三制”、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等内容予以了确认和规范。如《施政纲领》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具体内涵和实施范围进行了阐述,突出了对于人民各项权利的认定;在《纲领》中确立了“三三制”,强调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活动和边区行政管理,为建立统一的联合政府进行探索实践;在《宪法原则》《宪法草案(修正稿)》中均对人民的参政议政权利作出说明,并且在边区行政、司法的组织机构、功能发挥中也有意践行这一要求,实现了依法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这一举措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形成联动效应,有效地调节了社会不同阶级、政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确保人民民主的真正实现。与此同时,伴随着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不断深入,在各个革命根据地掀起依法保障人权的浪潮,自1940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颁布的“保障人权条例”多达十余项,例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0年11月)、《晋西北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1941年4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保护敌占区人民办法及优待朝鲜人民规程》(1942年6月)、《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1943年2月)等相关条例、规程均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区人民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发展。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融贯于普遍的立法活动中,这一时期立法总数大致在260余件,涉及60余种门类,其中在主要的立法规制中均具有涉及人权的相关内容,对于巩固和维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奠定了基础,也切实保障了陕甘宁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深刻呼应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新时代主题。对此,要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健全人权法治保障机制,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覆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2022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百年奋斗视域下的陕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22JK1805)阶段性成果] 【法律文化】 李伟弟: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法治实践https://mp.weixin.qq.com/s/J2ClG9O2Hk1SO21SekrO-g